讀觸及靈魂的警示
——淺談週中長篇小說《禍起蕭牆》
著名作家、評論家楊煥亭
著作《漢武大帝》《武則天》
自推出以反腐爲題材的長篇小說《國色》之後，週中先生最近又創作了長篇新作《禍起蕭牆》，作品以地處渭水莽原的涇渭市爲典型環境，以招商引資和集資建房爲兩條平行發展而又相互交織的主線，深刻地反映了在經濟和社會轉型期圍繞權力價值取向而展開的激烈矛盾，揭露了黨內令人觸目驚心的腐敗現象，刻畫了以夏朝陽爲代表的一批基層幹部身處風暴漩渦的進退維谷和艱難選擇，從而把一個沉重而又尖銳的問題提到了讀者面前，這就是我們黨作爲執政黨，應該怎樣爲維護黨的純潔，爲高舉理想的旗幟而奮鬥。
小說，說到底就是寫人與環境、人與社會的矛盾。《禍起蕭牆》從一開始就把故事推向衝突的風口浪尖。作品在世紀之交的宏闊背景下展開故事，以涇渭市河濱區經信局副局長相朝陽因爲完不成招商引資任務而登臺作檢討爲切口，層次有序地鋪敘了真招商與假招商、真建房與假建房之間明線暗線、錯綜複雜的矛盾。以夏宇彥爲代表的腐敗分子們，一方面，爲了搞政績工程，不惜將市上用於安置工人的北莽原大棚蔬菜基地作爲假招商項目爲自己對壘政績，另一方面又打着爲職工集資蓋房的旗號，逃避“三講”，矇混過關，爲假項目謀取土地資源；其間貫穿着錢與權的交易，麻威飛一夥借談判之際海喫海喝，田大榜爲套取00萬元資金而請毫無資質的公司繪製假圖紙欺騙夏宇彥，又深夜向夏宇彥行賄10萬元；交織着權與色的交易，夏宇彥爲與王副市長拉近關係，毫無廉恥地用情人馮微竹的色相去俘獲一顆y蕩的心；構設着權與權的交易，在相朝陽從戰友趙俊林那裏爭取到多達億元的省經濟中心培訓基地的項目後，夏宇彥爲了爭取發改委立項，乾脆將項目交給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史桂途的大舅子姜羥傑。所有這一切，都爲問題的總爆發積累立體的、複雜的因素，終於釀成釀成殺人、犯罪等悲劇，驚動中央紀委，一舉查處腐敗大案，導致涇渭市領導班子大調整。然而，人民，只有人民，纔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涇渭市經歷浴火涅槃，在烈火中獲得新生。作品以令人振聾發聵的故事告訴讀者：一個代表人民利益的執政黨，只有依靠黨紀和法律，不斷清除危害黨組織機體的蛀蟲，才能永遠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引領人民爲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人物，在任何時候都是作品的核心，所有的故事都因爲人物性格的豐富而跌宕起伏，因爲人物性格的變化而一波三折。《禍起蕭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投入了飽滿的筆墨。夏宇彥作爲故事的中心人物，其性格既有着通常腐敗分子共有的主導性，又有着與時代背景、典型環境相融合的豐富性：爲了一步一步登上權力祭壇，他善於僞裝自己，先後贏得了兩位前任的信任，終於坐上了經信局的第一把交椅；順境時，他獨斷專行，玩幾位副職於鼓掌之上；逆境時，他善於籠絡人心，化險爲夷。面對政績，他貪功於己；面對金錢和美色，他貪得無厭。細節決定真實。作品通過大量細節豐富人物的性格體系。例如當三講巡視組長王默德向夏宇彥透露羣衆來信反映他與馮微竹的曖昧關係時，他本來懷恨在心，然而，最終還是選擇了隱忍，並且決定通過羣衆大會發現舉報者，同時以安排王默德兒子爲條件，獲得了提意見羣衆的名單。又如爲了儘快落實立項，他去找常務副市長肖志東，完全換成一副謙恭卑微的面孔，不但贏得了肖志東的信任，而且爲進一步以權謀私打通了通道。誠如黑格爾所說：“藝術典型應帶具備三大特徵：第一，性格內容的豐富性；第二，明確性，即多方面的性格內容應該有一個主要方面作爲統治的方面。第三，性格的堅定性。”與這個核心人物相關的幾個人物，也都寫得血肉豐滿。羅德望的浮躁淺薄，趙世臣的深藏不露，張志立的萎靡小氣，爲小利而變節。這樣，作者就爲讀者捧獻了一個形色各異的藝術羣像。
《禍起蕭牆》在結構和敘事方式上，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敘事方式，又以現代小說的語境展開敘事。支撐作品框架的章回體，使得作品脈絡清晰，線條清楚，峯迴路轉，綿密嚴實。而每一章開頭的詩詞，則起到了點題統要，眉目傳神的作用。作者善於設置懸念，勾陳鋪排，從而使得整個故事時而山重水複，時而柳暗花明；時而波湧瀾卷，時而溪流淙淙。這無疑大大提高了作品的可讀性。例如相朝陽到省經濟培訓中心去見趙俊林，當兩人就項目問題達成共識後，一起去浴足的一節,從趙俊林的如夢如幻，到服務人員的一顰一笑，都寫得生動舒緩，洋溢着濃郁的生活氣息。作品在結尾時，展現了涇渭市領導班子調整，涇渭市走向希望的一縷陽光，讀來讓人感到溫暖。畢竟，我們這個開放和發展的時代潮流，畢竟歷史的列車不是幾個腐敗分子能夠阻擋得了的。
《禍起蕭牆》作爲一部長篇小說的初稿，顯示了作者深厚的生活積累和堅實的創作實力。但是，作爲一部初稿，也還有需要提高和打磨的空間：
1.從當前反腐的時代背景看，這種純粹暴露性質作品似乎應該做些改變，我的意見，加強相朝陽爲代表的正能量形象塑造，提升作品的主旋律高度。
、在人物塑造上，儘量克服臉譜化傾向，在人物性格的立體化上下點功夫。托爾斯泰說：“所有的人正像我一樣，都是黑白相間的花斑馬——好壞相間，好好壞壞，亦好亦壞。”席勒說：“即使是最壞的人，他們身上都會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上帝的影子來。”腐敗分子不是天生的，看看國內的腐敗分子，開始都是很能幹的幹部，只是由於世界觀的人迷失，才墜入泥淵。如果把這種變化寫出來，給現實的警示作用會更大。千萬不敢給人留下政治就是陰謀，就是騙術的印象。因爲藝術畢竟與生活還是有距離的。
、小說就是寫生活，因此，應該儘量避免太多的政治議論。例如“三講”一段，政治性術語和議論達千字之多。人物語言也爭取生活化，減少口號之類的東西。如趙俊林：“朝陽呀，我們軍人無論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不管是在部隊，還是在地方，說啥也不能忘記自己的使命，忠於黨，忠於人民，以服從命令爲天職，模範帶頭完成任務。”這些話如果變一變，可能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如司馬東的話：司馬東大度地笑着說：“出了這麼大的問題，總得有人承擔責任。我相信他們不是忘恩負義之輩，也許有什麼難處？我不怪他們。”這就很合情合理，很生活化。
4、小說的人物是否還要簡化一下。我覺得小人物太多，應該有幾個貫穿始終的小人物。一般在情節推進中，儘量減少無關緊要的人物不斷出現。這樣，各種關係會更清晰些。
著名作家評論家楊煥亭《漢武大帝》、《武則天》（未完待續）